这首诗的产生对歌德本人来说也充满了神秘感，仿佛就是上天的一种珍贵恩赐。回到魏玛家中，他做的第一件事情便是亲手誊清这一杰作——《悲歌》的草稿。在三天的时间里，他就像个修道士一样深居在自己的净修室里，他亲自精选了纸，接着用大字体端端正正地把它抄写完毕，然后秘密地将它藏了起来，甚至不让家中至亲的人和最信赖的人知道。为了不引起可能的非议，他亲自将诗稿装订成册，配上了鲜艳的红色羊皮封面，并用一根飘逸的丝带捆好（后来，他又改用精致的蓝色亚麻布装订了封面，就像人们今天在歌德——席勒资料馆里见到的那样）。那几天他闷闷不乐，情绪也变得极易波动，因为他的结婚计划在家里只招来了嘲讽，儿子甚至公开敌视他。他只能去自己的诗句里寻找那可爱的人儿。

　　这样的日子直到施玛诺芙斯卡再次来探望他时才结束，他开始重温起玛丽恩巴德的那些晴朗的日子里产生的感情，他又变得健谈起来。10月27日，他把爱克曼叫到了身边，用一种非同寻常的庄重语调朗读了这首诗的开头，他对这首诗怀有一种不同寻常的偏爱。这时，仆人在书桌上放了两盏烛台，请爱克曼在蜡烛前坐下来，请他阅读这首悲歌。不久，其他人也逐渐地听到了这首悲歌。当然，只限于那些他最信赖的人，因为正如爱克曼所说，歌德一直像守护“圣物”那样守护着它。

　　随后几个月发生的事情表明这悲歌对他一生产生了特殊的意义。在这之后，他的健康状况一日好似一日，可是不久便出现了衰竭征兆。儿媳妇旅行去了，儿子整日怒气冲冲，因而没有人照顾他，更没人替他出主意想办法。孤独的年迈老人一会从床上挪步到扶手椅上，一会儿又要从扶手椅上挪到床上，反反复复，没有一刻安静，看上去他似乎已到了死亡的边缘了。这时，歌德最知心的好友策尔特尔从柏林来了——显然是朋友们将他召来的。策尔特尔深刻感觉到歌德的内心正在燃烧：“我觉得，他此刻看上去完全是一个正处在热恋中的人，而在这热恋中他内心备尝了青春的一切苦痛。”策尔特尔怀着“深切的同情”医治着好友心灵的创伤，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地为他朗读这首不同寻常的诗。而歌德听这首诗的时候，从不会觉得疲倦。在痊愈后，歌德写信给策尔特尔说：“这真是太奇怪了，你那充满感情的、柔和的嗓音多次使我领悟到我内心爱得是那么深沉，尽管我自己非常不愿承认这一点。”他接着又说：“我对这首诗真是爱不释手，我们又恰好在一起，所以你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地念给我听，唱给我听，直到你能背诵为止。”

　　所以，正如策尔特尔说的那样，“就是这支刺伤他的矛治愈了他。”也许人们会这样说：歌德正是用这首诗拯救了自己。他终于抛弃了那最后的一线无望的希冀，战胜了痛苦。他知道自己永远不会再去那个逍遥者们的轻松愉快的游乐世界了——不会再去玛丽恩巴德，也不会再去卡尔斯巴德，和钟爱的“小女儿”过夫妻生活的梦想就此结束了。这位经受了折磨的人此时对命运的新起点完全“断念”了，从此以后，他只属于工作，而在他的生活领域中这时又出现了另一种伟大的境界。他认真地回顾了自己六十多年来的作品，觉得它们零散而破碎，但现在已不可能重新创作。于是，他决定进行一番整理工作。紧接着他就签订了出版《全集》的合同书，获得了版权专利。他把之前荒废在十九岁少女身上的爱的感情再一次奉献给他青年时代的最老伴侣——《威廉·迈斯特》和《浮士德》。他整天精力充沛地写作，从变黄的稿纸上重温着自己年轻时订下的计划。他在八十岁以前完成了《威廉·迈斯特的漫游年代》，八十一岁时又以坚韧不屈的毅力继续他毕生的“主要事业”——《浮士德》的创作。在《悲歌》产生带来的那些不幸日子过去七年之后，《浮士德》完成了。他怀着与对《悲歌》同样的虔诚，把《浮士德》盖印封存起来，对世界秘而不宣。

　　在最后的“**”与最后的“戒欲”之间，在起点和完成之间，在经过那令人难忘的内心转变时刻——9月5日告别爱情的那一天，在经过那悲恸欲绝的哀诉而进入永远宁静的境界，这之间是分水岭。我们可以将那一天称为纪念日，因为此后在德国的诗歌中，再也找不到能把爱情冲动描写得如此出色的诗篇，如同歌德那样将最亢奋的情感倾注进这样强有力的长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