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编

　　吾舌有神笔有鬼（讲演类）

　　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

　　鄙人今日得列席于此报界欢迎会，而群贤济济，至百数十人之盛，其特别之感想，殆难罄言。去秋武汉起义，不数月而国休丕变，成功之速，殆为中外古今所未有。南方尚稍烦战事，若北方则更不劳一兵、不折一矢矣。问其何以能如是？则报馆鼓吹之功最高，此天下公言也。世人或以吾国之大，革数千年之帝政，而流血至少，所出代价至薄，诧以为奇。岂知当军兴前军兴中，哲人畸士之心血沁于报纸中者，云胡可量？然则谓我中华民国之成立乃以黑血革命代红血革命焉可也。鄙人越在海外，曾未能一分诸君子之劳，言之滋愧。虽然，鄙人二十年来固以报馆为生涯，且自今以往，尤愿终身不离报馆之生涯者也。今幸得与同业诸英握手一堂，窃愿举鄙人过去对于报馆事业之关系及今后所怀抱，为诸君一言之。鄙人之投身报界，托始于上海《时务报》，同人多知之。然前此尚有一段小历史，恐今日能言之者少矣。当甲午丧师以后，国人敌忾心颇盛，而全瞢于世界大势。乙未夏秋间，诸先辈乃发起一政社名强学会者，今大总统袁公，即当时发起之一人也。彼时同人固不知各国有所谓政党，但知欲改良国政，不可无此种团体耳。而最初着手之事业，则欲办图书馆与报馆，袁公首捐金五百，加以各处募集，得千余金，遂在后孙公园设立会所，向上海购得译书数十种，而以办报事委诸鄙人。当时固无自购机器之力，且都中亦从不闻有此物，乃向售《京报》处托用粗木版雕印，日出一张，名曰《中外公报》，只有论说一篇，别无记事。鄙人则日日执笔为一数百字之短文，其言之肤浅无用，由今思之，只有汗颜。当时安敢望有人购阅者，乃托售《京报》人随宫门钞分送诸官宅，酬以薪金，乃肯代送。办理月余，居然每日发出三千张内外。然谣诼蜂起，送至各家门者，辄怒以目，驯至送报人惧祸，及悬重赏，亦不肯代送矣。其年十一月，强学会遂被封禁，鄙人服器书籍皆没收。流浪于萧寺中者数月，益感慨时局。自审舍言论外，末由致力，办报之心益切。明年二月南下，得数同志之助，乃设《时务报》于上海，其经费则张文襄与有力焉。而数月后，文襄以报中多言民权，干涉甚烈。其时鄙人之与文襄，殆如雇佣者与资本家之关系，年少气盛，冲突愈积愈甚。丁酉之冬，遂就湖南时务学堂之聘，脱离报馆关系者数月。《时务报》虽存在，已非复前此之精神矣。当时亦不知学堂当作何办法也。惟日令诸生作札记，而自批答之，所批日恒万数千言，亦与作报馆论文无异。当时学生四十人，日日读吾所出体裁怪特之报章，精神几与之俱化。此四十人者，十余年来强半死于国事，今存五六人而已。此四十分报章，在学堂中固习焉不怪，未几放年假，诸生携归乡里，此报章遂流布人间，于是全湘哗然，咸目鄙人为得外教眩人之术，以一丸药翻人心而转之，诸生亦皆以二毛子之嫌疑，见摈于社会。其后戊戌政变，其最有力之弹章，则摭当时所批札记之言以为罪状。盖当时吾之所以与诸生语者，非徒心醉民权，抑且于种族之感言之未尝有讳也。此种言论，在近数年来诚数见不鲜，然当时之人闻之，安得不掩耳？其以此相罪，亦无足怪也。戊戌八月出亡，十月复在横滨开一《清议报》，明目张胆，以攻击政府，彼时最烈矣。而政府相疾亦至，严禁入口，驯至内地断绝发行机关，不得已停办。辛丑之冬，别办《新民丛报》，稍从灌输常识入手，而受社会之欢迎，乃出意外。当时承团匪之后，政府创痍既复，故态旋萌，耳目所接，皆增愤慨，故报中论调，日趋激烈。壬寅秋间，同时复办一《新小说》报，专欲鼓吹革命，鄙人感情之昂，以彼时为最矣。犹记曾作一小说，名曰《新中国未来记》，连登于该报者十余回。其理想的国号，曰“大中华**国”；其理想的开国纪元，即在今年；其理想的第一代大总统，名曰罗在田；第二代大总统，名曰黄克强。当时固非别有所见，不过办报在壬寅年，逆计十年后大业始就，故托言“大中华**国”祝开国五十年纪念，当西历一千九百六十二年。由今思之，其理想之开国纪元，乃恰在今年也。罗在田者，藏清德宗之名，言其逊位也；黄克强者，取黄帝子孙能自强立之意。此文在座诸君想尚多见之，今事实竟多相应，乃至与革命伟人姓字暗合，若符谶然，岂不异哉！其后见留学界及内地学校，因革命思想传播之故，频闹风潮，窃计学生求学，将以为国家建设之用，雅不欲破坏之学说，深入青年之脑中；又见乎无限制之自由平等说，流弊无穷，惴惴然惧又默察人民程度，增进非易，恐秩序一破之后，青黄不接，暴民踵兴，虽提倡革命诸贤，亦苦于收拾；加以比年国家财政、国民生计，艰窘皆达极点，恐事机一发，为人劫持，或至亡国；而现在**、蒙古离畔分携之噩耗，又当时所日夜念及而引以为戚。自此种思想来往于胸中，于是极端之破坏，不敢主张矣。故自癸卯、甲辰以后之《新民丛报》，专言政治革命，不复言种族革命。质言之，则对于国体主维持现状，对于政体则悬一理想以求必达也。及丁未夏秋间，与同人发起政闻社，其机关杂志，名曰《政论》，鄙人实为主任。政闻社为清政府所封禁，《政论》亦废。最近乃复营《国风报》，专从各种政治问题，为具体之研究讨论，思灌输国民以政治常识。初志亦求温和，不事激烈，而晚清政令日非，若惟恐国之不亡而速之，刿心怵目，不复能忍受，自前十年以后至去年一年之《国风报》，殆无日不与政府宣战，视《清议报》时代，殆有过之矣。犹记当举国请愿国会运动最烈之时，而政府犹日思延宕，以宣统八年、宣统五年等相搪塞，鄙人感愤既极，则在报中大声疾呼，谓政治现象若仍此不变，则将来世界字典上决无复以“宣统五年”四字连属成一名词者，此语在《国风报》中凡屡，见今亦成预言之谶矣。计鄙人十八年来经办之报凡七。自审学识谫陋，文辞朴僿，何足以副立言之天职，惟常举吾当时心中所信者，诚实恳挚以就正于国民已耳。今国中报馆之发达，一日千里，即以京师论，已逾百家，回想十八年前《中外公报》沿门丐阅时代，殆如隔世；崇论闳议，家喻户晓，岂复鄙人所能望其肩背。虽然，鄙人此次归来，仍思重理旧业。人情于其所习熟之职业，固有所不能舍耶！若夫立言之宗旨，则仍在浚牖民智，薰陶民德，发扬民力，务使养成共和法治国国民之资格，此则十八年来之初志，且将终身以之者也。而世论或以鄙人曾主张君主立宪，在今共和政体之下，不应有发言权；即欲有言，亦当先自引咎，以求恕于畴昔之革命党；甚或捏造谰言，谓其不慊于共和希图破坏者。即侪辈中亦有疑于平昔所主张，与今日时势不相应，舍己从人，近于贬节，因嗫嚅而不敢尽言者。吾以为此皆讏词也。无论前此吾党所尽力于共和主义者何如，即以近年所主张，对于国体主维持现状，对于政体则悬一理想以求必达，此志固可皎然与天下共见。夫国体与政体本不相蒙，稍有政治常识者频能知之矣。当去年九月以前，君主之存在，尚俨然为一种事实，而政治之败坏已达极点，于是忧国之士，对于政界前途发展之方法，分为二派：其一派则希望政治现象日趋腐败，俾君主府民怨而自速灭亡者，即谚所谓“苦肉计”也，故于其失政，不屑复为救正，惟从事于秘密运动而已；其一派则不忍生民之涂炭，思随事补救，以立宪一名词，套在满政府头上，使不得不设种种之法定民选机关，为民权之武器，得凭借以与一战。此二派所用手段虽有不同，然何尝不相辅相成！去年起义至今，无事不资两派人士之协力，此其明证也。然则前此曾言君主立宪者果何负于国民？在今日亦何嫌何疑而不敢为国宣力？至于强诬前此立宪派之人为不慊于共和，则更是无理取闹。立宪派人不争国体而争政体，其对于国体主维持现状，吾既屡言之，故于国体则承认现在之事实，于政体则求贯彻将来之理想。夫于前此障碍极多之君主国体，犹以其为现存之事实而承认之，屈己以活动于此事实之下，岂有对于神圣高尚之共和国体而反挟异议者？夫破坏国体，惟革命党始出此手段耳，若立宪党则从未闻有以摇动国体为主义者也。故在今日，拥护共和国体，实行立宪政体，此自论理上必然之结果，而何有节操问题之可言耶？若夫吾侪前此所忧革命后种种险象，其不幸而言中者十而八九，事实章章，在人耳目，又宁能为讳？论者得毋谓中国今日已治已安，而爱国志士之责任从是毕耶？平心论之，现在之国势政局，为十余年来激烈、温和两派人士之心力所协同构成，以云有功，则两俱有功，以云有罪，则两俱有罪。要之，此诸人士者，欲将国家脱离厄区，跻诸乐土，而今方泛中流，未达彼岸。既能发之，当思所以能收之，自今以往，其责任之艰巨，视前十倍，又岂容一人狡卸者？今激烈派中人，其一部分则谓吾既已为国家立大功、成大业矣，畴昔为我尽义务之时期，今日为我享权利之时期；前此所受窘逐戮辱于清政府者，今则欲取什伯倍之安富尊荣于民国以为偿。此种人自待太薄，既不复有责备之价值。其束身自好者，则谓吾前此亦既已尽一部分之责任，进国家于今日之地位矣，自今以往，吾其可以息肩，则翛然于事外而已。而所谓温和派者，忘却自己本来争政体不争国体，因国体变更，而自以为主张失败，甚乃生出节操问题；又忘却现在政治，绝未改良，自己畴昔所抱志愿，绝未贯彻，而自己觉得无话可说，则如斗败之鸡，垂头丧气，如新嫁之娘，扭扭捏捏。两方面之人，既皆如此，则国家之事，更有谁管？在已治已安之时，人人不管国事，尚且不可，况今日在危急存亡之交者哉！若谓前此曾言立宪之人，当共和国体成立后，即不许其容喙于政治，吾恐古往今来普天率土之共和国，无此法律。吾侪惟知中国为中国人之中国，尽人有分，而绝非一部分人所得私。前清政府，以国家为其私产，以政治为其私权，其所以迫害吾侪不使容喙于政治者，无所不用其极，吾侪未尝敢缘此自馁而放弃责任也，况在今日共和国体之下，何至有此不祥之言！此鄙人所为欲赓续前业，常举其所信以言论与天下相见也。忝列嘉会，深铭隆贶，聊述前此之经历与今后之志事以尘清听。情与词芜，伏希洞亮。

　　辛亥革命之意义与十年双十节之乐观

　　双十节天津学界全体庆祝会讲演

　　今日天津全学界公祝国庆，鄙人得参列盛会，荣幸之至。我对于今日的国庆，有两种感想：第一，是辛亥革命之意义；第二，是十年双十节之乐观。请分段说明，求诸君指教。

　　“革命”两个字，真算得中国历史上的家常茶饭，自唐虞三代以到今日，做过皇帝的大大小小不下三四十家，就算是经了三四十回的革命。好像戏台上一个红脸人鬼混一会，被一个黄脸人打下去了；黑脸人鬼混一会，又被一个花脸人打下去了。拿历史的眼光看过去，真不知所为何来。一千多年前的刘邦、曹操、刘渊、石勒是这副嘴脸，一千多年后的赵匡胤、朱元璋、忽必烈、福临也是这副嘴脸。他所走的路线，完全是“兜圈子”，所以可以说是绝无意义。我想中国历史上有意义的革命，只有三回：第一回是周朝的革命，打破黄帝、尧、舜以来部落政治的局面；第二回是汉朝的革命，打破三代以来贵族政治的局面；第三回就是我们今天所纪念的辛亥革命了。

　　辛亥革命有甚么[今多写为“什么”——编者注。

　　]意义呢？简单说：

　　一面是现代中国人自觉的结果。

　　一面是将来中国人自发的凭借。

　　自觉，觉些甚么呢？

　　第一，觉得凡不是中国人，都没有权来管中国的事。

　　第二，觉得凡是中国人，都有权来管中国的事。

　　第一件叫做民族精神的自觉，第二件叫做**精神的自觉。这两种精神，原是中国人所固有，到最近二三十年间，受了国外环境和学说的影响，于是多年的“潜在本能”忽然爆发，便把这回绝大的自觉产生出来。如今请先说头一件的民族精神。原来一个国家被外来民族征服，也是从前历史上常有之事，因为凡文化较高的民族，一定是安土重迁，流于靡弱，碰着外来游牧慓悍的民族，很容易被他**。所以二三千年来世界各文明国，没有那一国不经过这种苦头。但结果这民族站得住或站不住，就要看民族自觉心的强弱何如。所谓自觉心，最要紧的是觉得自己是“整个的国民”，永远不可**、不可磨灭。例如犹太人，是整个却不是国民；罗马人是国民却不是整个；印度人既不是国民更不是整个了。所以这些国从前虽然文化灿烂，一被外族征服，便很难爬得转来。讲到我们中国，这种苦头，真算吃得够受了。自五胡乱华以后，跟着甚么北魏咧，北齐咧，北周咧，辽咧，金咧，把我们文化发祥的中原，闹得稀烂。后来蒙古、满洲，更了不得，整个的中国，完全被他活吞了。虽然如此，我们到底把他们撵了出去。四五千年前祖宗留下来这分家产，毕竟还在咱们手里。诸君别要把这件事情看得很容易啊！请放眼一看，世界上和我们平辈的国家，如今都往那里去了？现在赫赫有名的国家，都是比我们晚了好几辈。我们好像长生不老的寿星公，活了几千年，经过千灾百难，如今还是和小孩子一样，万事都带几分幼稚态度。这是什么原故呢？因为我们自古以来，就有一种觉悟，觉得我们这一族人像同胞兄弟一般，拿快利的刀也分不开；又觉得我们这一族人，在人类全体中关系极大，把我们的文化维持扩大一分，就是人类幸福扩大一分。这种观念，任凭别人说我们是保守也罢，说我们是骄慢也罢，总之我们断断乎不肯自己看轻了自己，确信我们是世界人类的优秀分子，不能屈服在别的民族底下。这便是我们几千年来能够自立的根本精神。民国成立前二百多年，不是满洲人做了皇帝吗？到了后来，面子上虽说是中国人被满洲人征服，骨子里已经是满洲人被中国人征服，因为满洲渐渐同化到中国，他们早已经失了一个民族的资格了。虽然如此，我们对于异族统治的名义，也断断不能忍受。这并不是争甚么面子问题，因为在这种名义底下，国民自立的精神，总不免萎缩几分。所以晚明遗老像顾亭林、黄梨洲、王船山、张苍水这一班人，把一种极深刻的民族观念传给后辈，二百多年，未尝断绝。到甲午年和日本打一仗打败了，我们觉得这并不是中国人打败，是满洲人拖累着中国人打败。恰好碰着欧洲也是民族主义最昌的时代，他们的学说，给我们极大的激刺，所以多年来磅礴郁积的民族精神，尽情发露，排满革命，成为全国人信仰之中坚。那性质不但是政治的，简直成为宗教的了。

　　第二件再说那**精神。咱们虽说是几千年的专制古国，但咱们向来不承认君主是什么神权，什么天授。欧洲中世各国，都认君主是国家的主人，国家是君主的所有物。咱们脑筋里头，却从来没有这种谬想。咱们所笃信的主义，就是孟子说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拿一个铺子打譬，人民是股东，皇帝是掌柜。股东固然有时懒得管事，到他高兴管起事来，把那不妥当的掌柜撵开，却是认为天经地义。还有一件，咱们向来最不喜欢政府扩张权力，干涉人民，咱们是要自己料理自己的事。咱们虽然是最能容忍的国民，倘若政府侵咱们自由超过了某种限度，咱们断断不能容忍。咱们又是二千年来没有甚么阶级制度，全国四万万人都是一般的高，一样的大。一个乡下穷民，只要他有本事，几年间做了当朝宰相，并不为奇；宰相辞官回家去，还同小百姓一样，受七品知县的统治，法律上并不许有什么特权。所以政治上自由、平等两大主义，算是我们中国人二千年来的公共信条。事实上能得到甚么程度，虽然各时代各有不同，至于这种信条，在国民心目中却是神圣不可侵犯。我近来常常碰着些外国人，很疑惑我们没有民治主义的根柢，如何能够实行共和政体。我对他说，恐怕中国人民治主义的根柢，只有比欧洲人发达的早，并没比他们发达的迟；只有比他们打叠的深，并没比他们打叠的浅。我们本来是最“德谟克拉西”的国民，到近来和外国交通，越发看真“德谟克拉西”的好处，自然是把他的本性，起一种极大的冲动作用了。回顾当时清末的政治，件件都是和我们的信条相背，安得不一齐动手端茶碗送客呢？当光绪、宣统之间，全国有智识有血性的人，可算没有一个不是革命党，但主义虽然全同，手段却有小小差异。一派注重种族革命，说是只要把满洲人撵跑了，不愁政治不清明；一派注重政治革命，说是把民治机关建设起来，不愁满洲人不跑。两派人各自进行，表面上虽像是分歧，目的总是归着到一点。一面是同盟会的人，暗杀咧，起事咧，用秘密手段做了许多壮烈行为；一面是各省咨议局中立宪派的人，请愿咧，弹劾咧，用公开手段做了许多群众运动。这样子闹了好几年，牺牲了许多人的生命财产，直到十年前的今日，机会凑巧，便不约而同的起一种大联合运动。武昌一声炮响，各省咨议局先后十日间，各自开一场会议，发一篇宣言，那二百多年霸占铺产的掌柜，便乖乖的把全盘交出，我们永远托命的中华民国，便头角峥嵘的诞生出来了。这是谁的功劳呢？可以说谁也没有功劳，可以说谁也有功劳。老实说一句，这是全国人的自觉心，到时一齐迸现的结果。现在咱们中华民国，虽然不过一个十岁小孩，但咱们却是千信万信，信得过他一定与天同寿。从今以后，任凭他那一种异族，野蛮咧，文明咧，日本咧，欧美咧，独占咧，共管咧，若再要来打那统治中国的坏主意，可断断乎做不到了。任凭甚么人，尧舜咧，桀纣咧，刘邦、李世民、朱元璋咧，王莽、朱温、袁世凯咧，若再要想做中国皇帝，可是海枯石烂不会有这回事了。这回革命，就像经过商周之间的革命，不会退回到部落酋长的世界；就像经过秦汉之间的革命，不会退回到贵族阶级的世界。所以从历史上看来，是有空前绝大的意义，和那红脸打倒黑脸的把戏，性质完全不同。诸君啊，我们年年双十节纪念，纪念个甚么呢？就是纪念这个意义。为甚么要纪念这个意义？为要我们把这两种自觉精神，越加发扬，越加普及，常常提醒，别要忘记。如其不然，把这双十节当作前清阴历十月初十的皇太后万寿一般看待，白白放一天假，躲一天懒，难道我们的光阴这样不值钱，可以任意荒废吗？诸君想想啊！

　　我下半段要说的是十年双十节之乐观。想诸君骤然听着这个标题，总不免有几分诧异，说是现在人民痛苦到这步田地，你还在那里乐观，不是全无心肝吗？但我从四方八面仔细研究，觉得这十年间的中华民国，除了政治一项外，没有那一样事情不是可以乐观的。就算政治罢，不错，现时是十分悲观，但这种悲观资料，也并非很难扫除，只要国民加一番努力，立刻可以转悲为乐。请诸君稍耐点烦，听我说明。

　　乐观的总根源，还是刚才所说那句老话：“国民自觉心之发现。”因为有了自觉，自然会自动；会自动，自然会自立。一个人会自立，国民里头便多得一个优良分子；个个人会自立，国家当然自立起来了。十年来这种可乐观的现象，在实业、教育两界，表现得最为明显。我如今请从实业方面举几件具体的事例；宣统三年，全国纺纱的锭数，不满五十万锭；民国十年，已超过二百万锭了。日本纱的输入，一年一年的递减，现在已到完全封绝的地步；宣统三年，全国产煤不过一千二三百万吨；民国十年，增加到二千万吨了。还有一件应该特别注意的，从前煤矿事业，完全中国人资本，中国人自当总经理，中国人自当工程师，这三个条件具备的矿，一个也没有，所出的煤，一吨也没有；到民国十年，在这条件之下所产的煤四百万吨，几乎占全产额四分之一了。此外像制丝咧，制面粉咧，制烟咧，制糖咧，制盐咧，农垦咧，渔牧咧，各种事业，我也不必列举统计表上许多比较的数目字，免得诸君听了麻烦，简单说一句，都是和纱厂、煤矿等业一样，有相当的比例进步。诸君试想，从前这种种物品，都是由外国输入，或是由外国资本家经营，我们每年购买出了千千万万金钱去胀外国人，如今挽回过来的多少呢？养活职工又多少呢？至如金融事业，宣统三年，中国人自办的只有一个大清银行，一个交通银行，办得实在幼稚可笑；说到私立银行，全国不过两三家，资本都不过十万以内。全国金融命脉，都握在上海、香港几家外国银行手里头，捏扁搓圆，凭他尊便。到今民国十年，公私大小银行有六七十家，资本五百万以上的亦将近十家，金融中心渐渐回到中国人手里。像那种有外国政府站在后头的中法银行，宣告破产，还是靠中国银行家来救济整理，中国银行公会的意见，五国银行团不能不表相当的尊重了。诸君啊，诸君别要误会，以为我要替资本家鼓吹。现在一部分的资本家，诚不免用不正当的手段，掠得不正当的利益，我原是深恶痛恨；而且他们的事业，也难保他都不失败。但这些情节，暂且不必多管。我总觉得目前这点子好现象，确是从国民自觉心发育出来：“中国人用的东西，为什么一定仰给外国人？”这是自觉的头一步；“外国人经营的事业，难道中国人就不能经营吗？”这是自觉的第二步；“外国人何以经营得好，我们从前赶不上人家的在什么地方？”这是自觉的第三步。有了这三种自觉，自然会生出一种事实来，就是“用现代的方法，由中国人自动来兴办中国应有的生产事业。”我从前很耽心[今多写为“担心”——编者注。

　　]，疑惑中国人组织能力薄弱，不能举办大规模的事业。近来得了许多反证，把我的疑惧逐日减少。我觉得中国人性质，无论从那方面看去，总看不出比外国人弱的地方；所差者还是旧有的学问智识，对付不了现代复杂的社会。即如公司一项，前清所办的什[今多写为“十有八”——编者注。

　　]有八失败，近十年内却是成功的成数比失败的多了。这也没甚么稀奇，从前办公司的不是老官场便是老买办，一厘新智识也没有，如今年富力强的青年或是对于所办事业有专门学识的，或是受过相当教育常识丰富的，渐渐插足到实业界，就算老公司里头的老辈，也不能不汲引几位新人物来做臂膀。简单说一句，实业界的新人物新方法，对于那旧的，已经到取而代之的地位了。所以有几家办得格外好的，不惟事事不让外国人，只有比他们还要崭新进步。刚才所说的是组织方面，至于技术方面，也是同样的进化。前几天有位朋友和我说一段新闻，我听了甚有感触，诸君若不厌麻烦，请听我重述一番。据说北京近来有个制酒公司，是几位外国留学生创办的，他们卑礼厚币，从绍兴请了一位制酒老师傅来。那位老师傅头一天便设了一座酒仙的牌位，要带领他们致敬尽礼的去祷拜。这班留学生，自然是几十个不愿意，无奈那老师傅说不拜酒仙，酒便制不成，他负不起这责任，那些留学生因为热心学他的技术，只好胡乱陪着拜了。后来这位老师傅很尽职的在那里日日制酒，却是每回所制总是失败；一面这几位学生在旁边研究了好些日子，知道是因为南北气候和其他种种关系所致，又发明种种补救方法，和老师傅说，老师傅总是不信。后来这些学生用显微镜把发酵情状打现出来，给老师傅瞧，还和他说明所以然之故，老师傅闻所未闻，才恍然大悟的说道：“我向来只怪自己拜酒仙不诚心，或是你们有什么冲撞，如今才明白了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从此老师傅和这群学生教学相长，用他的经验来适用学生们的学理，制出很好的酒来了。这段新闻，听着像很琐碎无关轻重，却是“科学的战胜非科学的”真凭实据。又可见青年人做事，要免除老辈的阻力而且得他的帮助，也并非难。只要你有真实学问再把热诚贯注过去，天下从没有办不通的事啊。我对民国十年来生产事业的现象，觉得有一种趋势最为可喜，就是科学逐渐占胜。科学的组织，科学的经营，科学的技术，一步一步的在我们实业界中得了地盘。此后凡属非科学的事业，都要跟着时势，变计改良，倘其不然，就要劣败淘汰去了。这种现象，完全是自觉心发动扩大的结果，完全是民国十年来的新气象。诸君想想，这总算够得上乐观的好材料罢。

　　在教育方面，越发容易看得出来。前清末年办学堂，学费、膳费、书籍费，学堂一揽千包，还倒贴学生膏火，在这种条件底下招考学生，却是考两三次还不足额。如今怎么样啦？送一位小学生到学校，每年百打百块钱，大学生要二三百，然而稍为办得好点的学校，那一处不是人满。为什么呢？这是各家父兄有极深刻的自觉，觉得现代的子弟非求学问不能生存。在学生方面，从前小学生逼他上学，好像拉牛上树，如今却非到学堂不快活了；大学生十个里头，总有六七个晓得自己用功，不必靠父师督责。一上十五六岁，便觉得倚赖家庭，是不应该的，时时刻刻计算到自己将来怎样的自立。从前的普通观念，是想做官才去读书，现在的学生，他毕业后怎么的变迁，虽然说不定，若当他在校期间，说是打算将来拿学问去官场里混饭吃，我敢保一千人里头找不着一个。以上所说这几种现象，在今日看来，觉得很平常，然而在十年前却断断不会有的。为甚么呢？因为多数人经过一番自觉之后才能得来，所以断断不容假借。讲到学问本身方面，那忠实研究的精神，一天比一天增长。固然是受了许多先辈提倡的影响，至于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全国学问界的水平线提高了，想要学十年前多数学生的样子，靠那种“三板斧”、“半瓶醋”的学问来自欺欺人，只怕不会站得住。学生有了这种自觉，自然会趋到忠实研究一路了。既有了研究精神，兴味自然是愈引愈长，程度自然是愈进愈深。近两年来“学问饥饿”的声浪，弥漫于青年社会。须知凡有病的人，断不会觉得饥饿，我们青年觉得学问饥饿，便可证明他那“学问的胃口”消化力甚强；消化力既强，营养力自然也大。咱们学问界的前途，谁能够限量他呢？有人说：“近来新思潮输入，引得许多青年道德堕落，是件极可悲观的事。”这些话，老先生们提起来，什有九便皱眉头。依我的愚见，劝他们很可以不必白操这心。人类本来是动物不是神圣，“不完全”就是他的本色。现在不长进的青年固然甚多，难道受旧教育的少爷小姐们，那下流种子又会少吗？不过他们的丑恶遮掩起来，许多人看不见罢了。凡一个社会当过渡时代，鱼龙混杂的状态，在所不免，在这个当口，自然会有少数人走错了路，成了时代的牺牲品。但算起总帐来，革新的文化，在社会总是有益无害。因为这种走错路的人，对于新文化本来没有什么领会，就是不提倡新文化，他也会堕落。那些对于新文化确能领会的人，自然有法子鞭策自己、规律自己，断断不至于堕落。不但如此，那些借新文化当假面具的人，终久是在社会上站不住，任凭他出风头出三两年，毕竟要屏出社会活动圈以外。剩下这些在社会上站得住的人，总是立身行己，有些根柢，将来新社会的建设，靠的是这些人，不是那些人。所以我对于现在青年界的现象，觉得是纯然可以乐观的。别人认为悲观的材料，在我的眼内，都不成问题。

　　以上不过从实业、教育两方面立论，别的事在今天的短时间内恕我不能多举。总起来说一句，咱们十个年头的中华民国，的确是异常进步。前人常说：理想比事实跑得快。照这十年的经验看来，倒是事实比理想跑得快了。因为有许多事项，我们当宣统三年的时候，绝不敢说十年之内会办得到，哈哈！如今早已实现了。尤可喜的是，社会进步所走的路，一点儿没有走错。你看，近五十年来的日本，不是跑得飞快吗？可惜路走歪了，恐怕跑得越发远，越发回不过头来。我们现在所走的，却是往后新世界平平坦坦的一条大路，因为我们民族，本来自由平等的精神是很丰富的，所以一到共和的国旗底下，把多年的潜在本能发挥出来，不知不觉，便和世界新潮流恰恰相应。现在万事在草创时代，自然有许多不完全的地方，而且常常生出许多毛病，这也无庸为讳。但方向既已不错，能力又不缺乏，努力前进的志气又不是没有，像这样的国民，你说会久居人下吗？还有一件，请诸君别要忘记，我们这十年内社会的进步，乃是从极黑暗、极混乱的政治状态底下，勉强挣扎得来。人家的政治，是用来发育社会；我们的政治，是用来摧残社会。老实说一句，十年来中华民国的人民，只算是国家的孤臣孽子。他们在这种境遇之下，还挣得上今日的田地，倘使政治稍为清明几分，他的进步还可限量吗？！

　　讲到这里，诸君怕要说：“梁某人的乐观主义支持不下去了。”我明白告诉诸君，我对于现在的政治，自然是十二分悲观；对于将来的政治，却还有二十四分的乐观哩！到底可悲还是可乐，那关键却全在国民身上。国民个个都说“悲呀，悲呀”！那真成了旧文章套调说的“不亦悲乎”！只怕跟着还有句“呜呼哀哉”呢！须知政治这样东西，不是一件矿物，也不是一个鬼神，离却人没有政治，造政治的横竖不过是人。所以人民对于政治，要他好他便好了，随他坏他便坏了。须知十年来的坏政治，大半是由人民纵坏。今日若要好政治，第一，是要人民确然信得过自己有转移政治的力量；第二，是人民肯把这分力量拿出来用。只要从这两点上有彻底的自觉，政治由坏变好，有什么难？拿一家打譬，主人懒得管事，当差的自然专横，专横久了，觉得他像不知有多大的神通，其实主人稍为发一发威，那一个不怕？现在南南北北甚么总统咧，巡帅咧，联帅咧，督军咧，总司令咧，都算是素来把持家政的悍仆，试问他们能有多大的力量，能有多久的运命？眼看着从前在台面上逞威风的，已经是一排一排的倒下去，你要知道现时站在台上的人结果如何，从前站的人就是他的榜样。我们国民多半拿军阀当作一种悲观资料，我说好像怕黑的小孩，拿自己的影子吓自己。须知现在纸糊老虎的军阀，国民用力一推，固然要倒，就是不推他也自己要倒。不过推他便倒得快些，不推他便倒得慢些。他们的末日，已经在阎罗王册上注了定期，在今日算不了什么大问题。只是一件，倘若那主人还是老拿着不管事的态度，那么这一班坏当差的去了，别一班坏当差的还推升上来，政治却永远无清明之日了。讲到这一点吗，近来许多好人打着不谈政治的招牌，却是很不应该；社会上对于谈政治的人，不问好歹，一概的厌恶冷谈，也是很不应该。国家是谁的呀？政治是谁的呀？正人君子不许谈，有学问的人不许谈，难道该让给亡清的贪官污吏来谈？难道该让给强盗头目来谈？难道该让给流氓痞棍来谈？我奉劝全国中优秀分子，要从新有一种觉悟：“国家是我的，政治是和我的生活有关系的。谈，我是要谈定了；管，我是要管定了。”多数好人都谈政治，都管政治，那坏人自然没有站脚的地方。再申说一句，只要实业界、教育界有严重监督政治的决心，断不愁政治没有清明之日。好在据我近一两年来冷眼的观察，国民吃政治的苦头已经吃够了，这种觉悟，已经渐渐成熟了。我信得过我所私心祈祷的现象，不久便要实现。方才说的对于将来政治有二十四分乐观，就是为此。

　　诸君，我的话太长了，麻烦诸君好几点钟，很对不起。但盼望还容我总结几句。诸君啊，要知道希望是人类第二个生命，悲观是人类活受的死刑！一个人是如此，一个民族也是如此。古来许多有文化的民族，为甚么会灭亡得无影无踪呀？因为国民志气一旦颓丧了，那民族便永远翻不转身来。我在欧洲看见德奥两国战败国人民，德国人还是个个站起了，奥国人已经个个躺下去，那两国前途的结果，不问可知了。我们这十岁大的中华民国，虽然目前像是多灾多难，但他的禀赋原来是很雄厚的，他的环境又不是和他不适，他这几年来的发育已经可观，难道还怕他会养不活不成？养活成了，还怕没有出息吗？只求国民别要自己看不起自己，别要把志气衰颓下去，将来在全人类文化上，大事业正多着哩。我们今天替国家做满十岁的头一回整寿，看着过去的成绩，想起将来的希望，把我欢喜得几乎要发狂了。我愿意跟着诸君齐声三呼：“中华国民万岁！”

　　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

　　四月十日在直隶教育联合研究会讲演

　　一

　　假如有人问我：“你信仰的甚么主义？”我便答道：“我信仰的是趣味主义。”有人问我：“你的人生观拿什么做根柢？”我便答道：“拿趣味做根柢。”我生平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总是做得津津有味，而且兴会淋漓。什么悲观咧厌世咧这种字面，我所用的字典里头，可以说完全没有。我所做的事，常常失败——严格的可以说没有一件不失败——然而我总是一面失败一面做。因为我不但在成功里头感觉趣味，就在失败里头也感觉趣味。我每天除了睡觉外，没有一分钟一秒钟不是积极的活动。然而我绝不觉得疲倦，而且很少生病。因为我每天的活动有趣得很。精神上的快乐，补得过物质上的消耗而有余。

　　趣味的反面是干瘪，是萧索。晋朝有位殷仲文，晚年常郁郁不乐，指着院子里头的大槐树叹气，说道：“此树婆娑，生意尽矣。”一棵新栽的树，欣欣向荣，何等可爱。到老了之后，表面上虽然很婆娑，骨子里生意已尽。算是这一期的生活完结了。殷仲文这两句话，是用很好的文学技能，表出那种颓唐落寞的情绪。我以为这种情绪，是再坏没有的了。无论一个人或一个社会，倘若被这种情绪侵入弥漫，这个人或这个社会算是完了，再不会有长进。何止没长进，什么坏事都要从此产育出来。总而言之，趣味是活动的源泉，趣味干竭，活动便跟着停止。好像机器房里没有燃料，发不出蒸汽来。任凭你多大的机器，总要停摆。停摆过后，机器还要生锈。产生许多毒害的物质哩。人类若到把趣味丧失掉的时候，老实说，便是生活得不耐烦。那人虽然勉强留在世间，也不过行尸走肉。倘若全个社会如此，那社会便是痨病的社会，早已被医生宣告死刑。

　　二

　　“趣味教育”这个名词，并不是我所创造。近代欧美教育界早已通行了。但他们还是拿趣味当手段。我想进一步，拿趣味当目的。请简单说一说我的意见。

　　第一，趣味是生活的原动力。趣味丧掉，生活便成了无意义，这是不错。但趣味的性质，不见得都是好的。譬如好嫖好赌，何尝不是趣味。但从教育的眼光看来，这种趣味的性质，当然是不好。所谓好不好，并不必拿严酷的道德论做标准。既已主张趣味，便要求趣味的贯彻。倘若以有趣始以没趣终，那么趣味主义的精神，算完全崩落了。《世说新语》记一段故事：“祖约性好钱，阮孚性好屐，世未判其得失。有诣约，见正料量财物，客至屏当不尽，余两小簏，以着背后，倾身障之。意未能平。诣孚，正见自蜡屐，因叹曰：‘未知一生当着几緉屐。’意甚闲畅。于是优劣始分。”这段话，很可以作为选择趣味的标准。凡一种趣味事项，倘或是要瞒人的，或是拿别人的苦痛换自己的快乐，或是快乐和烦恼相间相续的。这等统名为下等趣味。严格说起来，他就根本不能做趣味的主体。因为认这类事当趣味的人，常常遇着败兴，而且结果必至于俗语说的“没兴一起来”而后已。所以我们讲趣味主义的人，绝不承认此等为趣味。人生在幼年青年期，趣味是最浓的。成天价乱碰乱迸。若不引他到高等趣味的路上，他们便非流入下等趣味不可。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固然容易如此。教育教得不如法，学生在学校里头找不出趣味，然而他们的趣味是压不住的，自然会从校课以外乃至校课反对的方向去找他的下等趣味。结果，他们的趣味是不能贯彻的，整个变成没趣的人生完事。我们主张趣味教育的人，是要趁儿童或青年趣味正浓而方向未决定的时候，给他们一种可以终身受用的趣味。这种教育办得圆满，能够令全社会整个永久是有趣的。

　　第二，既然如此，那么教育的方法，自然也跟着解决了。教育家无论多大能力，总不能把某种学问教通了学生，只能令受教的学生当着某种学问的趣味。或者学生对于某种学问原有趣味，教育家把他加深加厚。所以，教育事业从积极方面说，全在唤起趣味。从消极方面说，要十分注意，不可以摧残趣味。摧残趣味有几条路，头一件是注射式的教育。教师把课本里头东西叫学生强记，好像嚼饭给小孩吃，那饭已经是一点儿滋味没有了，还要叫他照样的嚼几口，仍旧吐出来看。那么，假令我是个小孩子，当然会认吃饭是一件苦不可言的事了。这种教育法，从前教八股完全是如此，现在学校里形式虽变，精神却还是大同小异。这样教下去，只怕永远教不出人才来。第二件是课目太多。为培养常识起见，学堂课目固然不能太少。为恢复疲劳起见，每日的课目固然不能不参错掉换，但这种理论，只能为程度的适用。若用得过分，毛病便会发生，趣味的性质，是越引越深。想引得深，总要时间和精力比较的集中才可。若在一个时期内，同时做十来种的功课，走马看花，应接不暇，初时或者惹起多方面的趣味，结果任何方面的趣味都不能养成。那么，教育效率可以等于零。为什么呢？因为受教育受了好些时，件件都是在大门口一望便了，完全和自己的生活不发生关系。这教育不是白费吗？第三件是拿教育的事项当手段。从前我们学八股，大家都有句通行话说他是敲门砖，门敲开了自然把砖也抛却，再不会有人和那块砖头发生起恋爱来。我们若是拿学问当作敲门砖看待，断乎不能有深入而且**的趣味。我们为什么学数学？因为数学有趣所以学数学。为什么学历史？因为历史有趣所以学历史。为什么学画画，学打球？因为画画有趣打球有趣所以学画画学打球。人生的状态，本来是如此。教育的最大效能，也只是如此。各人选择他趣味最浓的事项做职业，自然一切劳作，都是目的，不是手段。越劳作越发有趣。反过来，若是学法政用来作做官的手段，官做不成怎么样呢？学经济用来做发财的手段，财发不成怎么样呢？结果必至于把趣味完全送掉。所以教育家最要紧教学生知道是为学问而学问，为活动而活动。所有学问，所有活动，都是目的，不是手段。学生能领会得这个见解，他的趣味自然终身不衰了。

　　三

　　以上所说，是我主张趣味教育的要旨。既然如此，那么在教育界立身的人，应该以教育为唯一的趣味，更不消说了。一个人若是在教育上不感觉有趣味，我劝他立刻改行，何必在此受苦！既已打算拿教育做职业，便要认真享乐，不辜负了这里头的妙味。

　　孟子说：“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那第三种就是“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他的意思是说教育家比皇帝要快乐。他这话绝不是替教育家吹空气，实际情形确是如此。我常想，我们对于自然界的趣味，莫过于种花。自然界的美，像山水风月等等，虽然能移我情，但我和他没有特殊密切的关系。他的美妙处，我有时便领略不出。我自己手种的花，他的生命和我的生命简直并合为一。所以我对着他，有说不出来的无上妙味。凡人工所做的事，那失败和成功的程度都不能预料。独有种花，你只要用一分心力，自然有一分效果还你，而且效果是日日不同，一日比一日进步。教育事业正和种花一样。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的生命是并合为一的。教育者所用的心力，真是俗语说的“一分钱一分货”，丝毫不会枉费。所以我们要选择趣味最真而最长的职业，再没有别样比得上教育。

　　现在的中国，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没有那件说起来不令人头痛。但回到我们教育的本行，便有一条光明大路摆在我们前面。从前国家托命，靠一个皇帝，皇帝不行，就望太子。所以许多政论家——像贾长沙一流都最注重太子的教育。如今国家托命是在人民，现在的人民不行，就望将来的人民。现在学校里的儿童青年，个个都是“太子”，教育家便是“太子太傅”。据我看，我们这一代的太子，真是“富于春秋，典学光明”。这些当太傅的，只要“鞠躬尽瘁”，好生把他培养出来，不愁不眼见中兴大业。所以别方面的趣味，或者难得保持，因为到处挂着“此路不通”的牌子，容易把人的兴头打断。教育家却全然不受这种限制。

　　教育家还有一种特别便宜的事。因为“教学相长”的关系，教人和自己研究学问是分离不开的。自己对于自己所好的学问，能有机会终身研究，是人生最快乐的事。这种快乐，也是绝对自由，一点不受恶社会的限制。做别的职业的人，虽然未尝不可以研究学问，但学问总成了副业了。从事教育职业的人，一面教育，一面学问，两件事完全打成一片。所以别的职业是一重趣味，教育家是两重趣味。

　　孔子屡屡说：“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他的门生赞美他说：“正唯弟子不能及也。”一个人谁也不学，谁也不诲人，所难者确在不厌不倦。问他为什么能不厌不倦呢？只是领略得个中趣味，当然不能自已。你想，一面学，一面诲人，人也教得进步了，自己所好的学问也进步了。天下还有比他再快活的事吗？人生在世数十年，终不能一刻不活动。别的活动，都不免常常陷在烦恼里头，独有好学和好诲人，真是可以无入而不自得。若真能在这里得了趣味，还会厌吗？还会倦吗？孔子又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诸君都是在教育界立身的人，我希望更从教育的可好、可乐之点，切实体验，那么，不惟诸君本身得无限受用，我们全教育界也增加许多活气了。

　　情圣杜甫

　　五月二十一日为诗学研究会讲演

　　一

　　今日承诗学研究会嘱托讲演，可惜我文学素养很浅薄，不能有甚么新贡献，只好把咱们家里老古董搬出来和诸君摩挲一番，题目是“情圣杜甫”。在讲演本题以前，有两段话应该简单说明：

　　第一，新事物固然可爱，老古董也不可轻轻抹煞。内中艺术的古董，尤为有特殊价值。因为艺术是情感的表现，情感是不受进化法则支配的。不能说现代人的情感一定比古人优美，所以不能说现代人的艺术一定比古人进步。

　　第二，用文字表出来的艺术——如诗词、歌剧、小说等类，多少总含有几分国民的性质。因为现在人类语言未能统一，无论何国的作家，总须用本国语言文字做工具，这副工具操练得不纯熟，纵然有很丰富高妙的思想，也不能成为艺术的表现。

　　我根据这两种理由，希望现代研究文学的青年，对于本国二千年来的名家作品，着实费一番工夫去赏会他，那么，杜工部自然是首屈一指的人物了。

　　二

　　杜工部被后人上他徽号叫做“诗圣”。诗怎么样才算“圣”，标准很难确定，我们也不必轻轻附和。我以为工部最少可以当得起情圣的徽号。因为他的情感的内容，是极丰富的，极真实的，极深刻的。他表情的方法又极熟练，能鞭辟到最深处，能将他全部完全反映不走样子，能像电气一般，一振一荡的打到别人的心弦上，中国文学界写情圣手，没有人比得上他，所以我叫他做情圣。

　　我们研究杜工部，先要把他所生的时代和他一生经历略叙梗概，看出他整个的人格。两晋六朝几百年间，可以说是中国民族混成时代，中原被异族侵入，搀杂许多新民族的血；江南则因中原旧家次第迁渡，把原住民的文化提高了。当时文艺上南北派的痕迹显然，北派真率悲壮，南派整齐柔婉，在古乐府里头，最可以看出这分野。唐朝民族化合作用，经过完成了，政治上统一，影响及于文艺，自然会把两派特性合冶一炉，形成大民族的新美。初唐是黎明时代，盛唐正是成熟时代。内中玄宗开元间四十年太平，正孕育出中国艺术史上黄金时代。到天宝之乱，黄金忽变为黑灰，时事变迁之剧，未有其比。当时蕴蓄深厚的文学界，受了这种激刺，益发波澜壮阔。杜工部正是这个时代的骄儿。他是河南人，生当玄宗开元之初。早年漫游四方，大河以北都有他足迹，同时大文学家李太白、高达夫，都是他的挚友。中年值安禄山之乱，从贼中逃出，跑到甘肃的灵武谒见肃宗，补了个“拾遗”的官。不久告假回家，又碰着饥荒，在陕西的同谷县几乎饿死。后来流落到四川，依一位故人严武。严武死后，四川又乱，他避难到湖南，在路上死了。他有两位兄弟一位妹子，都因乱离难得见面。他和他的夫人也常常隔离，他一个小儿子，因饥荒饿死，两个大儿子，晚年跟着他在四川。他一生简单的经历，大略如此。

　　他是一位极热肠的人，又是一位极有脾气的人。从小便心高气傲，不肯趋承人。

　　他的诗道：“以兹悟生理，独耻事干谒。”（《奉先咏怀》）

　　又说：“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赠韦左丞》）

　　可以见他的气概。严武做四川节度，他当无家可归的时候去投奔他，然而一点不肯趋承将就，相传有好几回冲撞严武，几乎严武容他不下哩。他集中有一首诗，可以当他人格的象征：“绝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自言良家子，零落依草木。……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侍婢卖珠回，牵萝补茆屋。摘花不插鬓，采柏动盈掬。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佳人》）

　　这位佳人，身分是非常名贵的，境遇是非常可怜的，情绪是非常温厚的，性格是非常高抗的，这便是他本人自己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