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7月，**回到湖南开展广泛的革命活动时，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新文化运动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其中影响最大并且同建党有密切关系的事，是创办了文化书社。从《新青年》创刊后开始的全国新文化运动，在湖南这个地方，直到1920年才可能广泛开展，未免姗姗来迟。然而这一课是必须补的，不补这一课，以后党的建设和革命运动的开展都是不可能的。**紧紧抓住链条中的这个环节。

　　张敬尧在湖南统治时期，摧残一切新的事物，公开提出求神打醮，社会上一片乌烟瘴气。**认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是当时的急务；他从北京、上海带回的经验，要办好这件事，就必须建立一个推销各种新出版物和据此进行有关活动的总机关。于是他立即着手筹办这件事。为了解决经费问题和扩大社会影响，他联络驱张代表、进步人士以及教育、新闻和工商各界知名人士，如周南、一师、湘雅等校校长、长沙县长姜济寰和商会会长左学谦等，共同发起创办一个文化书社。

　　7月31日，长沙的报纸上刊出一篇《发起文化书社》（见《**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7月版。），由**草拟的这个“缘起”中说：“我们认定，没有新文化由于没有新思想，没有新思想由于没有新研究，没有新研究由于没有新材料。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文化书社愿以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最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

　　8月2日，在楚怡学校召开了发起人会议。议决组织大纲八条，推定易礼容、**、彭璜3人为筹备员，筹备书社成立，起草议事细则和营业细则。8月20日，租了潮宗街湘雅医学校的3间房子为社址，随即开始营业。10月22日召开第一次议事会，投资人都被邀参加。当时投资的共30多人，除**和何叔衡、彭璜等一批新民学会会员外，上层人士中有姜济寰、左学谦和教育界方维夏、朱剑凡、易培基、王季范、贺民范、匡日休等。书社集资总额共约500余元，后来第二次议事会决定扩大投资到1000元。书社的根本特点为“同患共同组织”，投资永不收回，亦不分红取息，永为投资人所共有，不是一个谋利之所，而是一个纯粹为公众服务的文化宣传机构。

　　第一次议事会通过了书社的组织大纲，大纲规定了书社的宗旨、组织和经营方法等。宗旨中说：“使各种有价值的新出版物广布全省，人人有阅读之机会。”会上推举经理一人，由新民学会的易礼容担任，他本来是商专的学生；为便于帮助工作，**任书社的“特别交涉员”。并聘请陈独秀、李大钊、恽代英等为“信用介绍”。营业员最初只两人（后来业务发达时达七八人），新民学会会员并最早入党的陈子博（陈子博，湖南湘乡人，1923年因病逝世。）是其中之一，他亲自向各订户送书送报，以传递迅速深得订户信任。

　　1920年至1921年春，书社跟省内外发生书报营业往来的单位达六七十处。省外来往最多的有：广东新青年社、上海泰东图书局、亚东图书馆、北京大学出版部、北京晨报社、北京学术讲演会、武昌利群书社（恽代英等办的）等。其中，特别与利群书社的联系甚为密切。利群书社在恽代英的安排下，不仅大量供应了文化书社的书报，而且派利群书社的“姊妹”机关毛巾厂的同志，帮助兴办长沙望麓园织布厂，作为湘区党委安排工作人员家属的处所，由文化、经济方面的支持，进而加强了党的联系。恽代英本人后来也到过长沙和安源等地，交流工作经验。1923年“二七”大罢工后，由于军阀的迫害，湖北省委许多领导人如陈潭秋、林育英、陆沉等同志来到湖南安源等地，更加密切了两省党委之间的联系和合作。

　　后来，文化书社业务日趋发达，凡全国各地出版的新书报刊，尤其是中国**和青年团机关刊物《向导》、《中国青年》、《先驱》等，以及新青年社出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丛书等，更是大量推销。湖南全省广大的知识青年、革命工人和各界进步人士，无不同文化书社有过来往。书社并在省内广设分社。1920年末到1921年初，外县成立分社的共有平江、浏（阳）西、宝庆、衡阳、宁乡、武冈、溆浦7处，创办人多为新民学会会员和最早同党与团发生关系的革命分子。分社多附设于学校或当地教育会、劝学所等公共团体。分社的办社方针为：开始规模宜小，办法宜踏实，期于逐渐发展，账目必须清楚。长沙城内在第一师范、一师附小、湘雅、楚怡、修业等学校，共7处设了贩卖部，还聘了几个推销员。后来凡有党组织的地方，差不多都设有同书社发生营业来往的分社或代销处；书社本身又推动了地方党、团最初的建立工作。

　　当时湖南的革命青年和一般进步分子，对于新文化、新思想的要求，处于如饥似渴的状态。文化书社最初所销的书籍约200种，杂志40多种，日报数种，大部分都是随到随完。买书的人，学生和教育界最多。由于**当时已开始同长沙的工人发生联系，同办劳工会的黄爱、庞人铨等有往来，因此已有许多工人来买书刊了。据《文化书社社务报告》（《文化书社社务报告》是铅印的非卖品，现在只发现第2期，是从革命烈士贺尔康家中得到的。）第2期所载，自开始营业起，至1921年3月底，七个月之内，销200本以上和百本左右的书，有《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史》、《新俄国之研究》、《劳农政府与中国》、《晨报小说第一辑》、《杜威五大讲演》、《社会与教育》、《克鲁泡特金的思想》、《托尔斯泰传》、《试验论理学》以及《白话书信》、《尝试集》等。销售最多的杂志是《劳动界》5000份、《新青年》2000份、《新生活》2400份及《新潮》、《新教育》等，此外，《时事新报》销40份，北京《晨报》45份。《劳动界》是上海**主义小组向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的32开本的通俗周刊，颇受工人的欢迎。《新生活》是五四时期著名的小型通俗周刊，刊物同北京大学的关系很密切，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曾为它撰稿，李大钊发表的短小精悍的时评尤多。每逢新书报刊到了，必在报纸上显著地位刊登广告，介绍目录和内容。

　　由于营业的开展，文化书社曾两度迁移地址。自创办到北伐战争这一段长的时期内，湖南境内得以广泛地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推动新文化运动，文化书社实起了极其重大的作用。除北京、上海及后来的广州外，那时在全国销行新书刊最多的省份，即数湖南和四川。

　　在建党的思想准备工作方面，有了一个像文化书社这样公开发行马克思列宁主义书刊的机构，就便利得多了。

　　在**的具体领导下，文化书社不仅起了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作用，而且还起了组织广大读者学习新思想、新文化的作用。以下两份资料（两份资料见《历史研究》1957年10月号，又《新民学会资料》第277、第278页。）充分说明了这一情况：这是以“文化书社同人”的名义向读者作的两个建议：一是介绍、推广新书报之责；二是组织“读书会”，大家作“共同的研究”。这两个建议都印成传单形式，夹在售出的每一本书刊中。

　　第一个建议说得这样恳切而周到：“文化书社敬告买这本书的先生：先生买了这本书去，于先生的思想进步上一定有好多的影响……倘若先生看完了这本书之后，因着自己勃不可遏的求知心，再想买几本书看……就请先生再到我们社里来买或者通信来买……我们社里所销的东西，曾经严格的选择过，尽是有价值的新出版物（思想陈旧的都不要）。书——124种，报——4种，杂志——50种（月刊33种，半月刊2种，季刊2种，周刊13种）。我们的目的——湖南人个个像先生一样思想得了进步，因而产生出一种新文化。我们的方法——至诚恳切的做介绍新书报的工作，务使新书报普播湖南全省。我们很惭愧自己的能力薄弱，不能担负这传播文化的大责。希望各界有心君子予以援助。先生若能帮助我们费一点口舌介绍之劳，那我们是特别感激先生的，本社印有很多的书目，先生或先生的朋友要看，函索即寄（不要邮费）。本社经理……天天在社，无论哪位先生要书，要报，要杂志，要书目，以及其他事项写信来问，都由他手复，绝不延搁。”

　　最重要的是第二个建议，《读书会的商榷》。原文如下：“近来有许多人提倡‘读书会’，我们觉得这个办法实在很好。其好处有三：1．一个人买书看，出一元钱只看得一元钱的书，若合五个人乃至十个人组织一个读书会买书看，每人出一元钱便可以看得十元钱的书；经济上的支出很少，学问上的收入很多。2．中国人的‘关门研究法’，各人关上各人的大门躲着研究，绝不交换，绝不批评，绝不纠正，实在不好。最好是邀合合得来的朋友组织一个小小读书会，作共同的研究。就像你先生看完了这本书，一定有好多的心得，或好多的疑问，或好多的新发明，兀自想要发表出来，或辨明起来，有了一个小小的读书会，就有了发表和辨明的机关了。3．报是人人要看的东西，是‘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的好方法。现在学校里的学生诸君，也有好多不看报的，是因为学校不能买许多报，报的份数太少的缘故，最好是‘每班’组织一个读书会，每月各人随便出几角钱，合拢起来钱就不少。除开买书之外，便可多订几份报，至少也可以订一种。那么，便立刻变成不出门知天下的‘秀才’了，岂不很好。上列的好处，如你先生觉得还不错，‘读书会’这东西，何妨就从你先生组织起来呢？若要备新出版新思想的书、报、杂志，则敝社应有尽有，倘承采索，不胜欢迎。”

　　**善于以各种文化——古文、浅近文言文、白话文和通俗文，写不同内容、形式的文章。这两份建议书，不由使我们回想起在第一师范办工人夜校时那份招生广告，恳切而通俗的口语，两者何其相似。从内容的提倡读书要作共同的研究，以及强调读报的重要意义来看，这两篇建议书想必是他亲自起草的或至少经过他的修改。从这两份建议书我们可以估计到，当时文化书社在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将他自己多年实践中肯定的用之于新民学会组织中的读方方法——作共同的研究，向广大要求进步的青年推广，经过学联的具体组织工作，在许多学校中必定发生过良好的影响。

　　1921年，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还在都正街办了一个青年图书馆，杨开慧为负责人之一，组织社会青年阅读进步书刊，并且发展团的组织。

　　对于党的组织工作，在经济支援和交通联络上，直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时止，文化书社也曾起过重大的作用。1920年，**开始在湖南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随后在全省建党，党的经费除中央拨给点外，始终是极其困难的，中间常靠少数几个同志教点书，拿一点薪水做生活费用和活动费。有时实在周转不过来了，便通过文化书社借钱；因为在社会上，这总算一个“商业机关”，有资格向钱庄贷款。同时在书社内部也可养活几个人（实际只领最低生活费用）。由于那时的军阀政府还没有一套严密的特务制度，书社也常被利用作为党的省委同省内外的通讯联络机关；1921年到1923年，有时也在这里开党和团的会议。1924年，赵恒惕反动统治更加严密后，为了组织的安全，党就停止利用书社再作为通讯联络之用；但一时的经济周转，书社是始终担负着的。

　　关于**创办文化书社的活动，还有一点值得提出的就是他亲定的书社的**管理制度，以及自己的严格监督执行。从这方面也可了解到他办事的坚持原则和严密细致的作风。

　　1921年3月出版的第2期《社务报告》中这样说过：“头一层：与我们社里有直接关系的社员诸君，我们经理社务的人，在职务上应将如何推销书报的种种情形，报告给大家，使社员都知道社里的情形，才算完成了我们的职务。第二层：中国人营业，总是秘密主义，除开他窝子里的人以外，谁都不能讨出他的消息，这种神秘主义实在是一种罪过。一个人光明正大做事，为什么不能将底子宣布出来呢？文化书社是一个社会公有的机关，并不是为私人营利，我们为避免这种罪过，乃反秘密而采彻底的公开，将社里一切情形，彻底宣布于社员以外。”

　　这种铅印的“社务报告”，是**亲自编订的；除发给投资的社员外，并送与社会上各有关方面作为一种宣传品。“社务报告”的内容极为详尽周密，不仅历述办社目的、经过和经营方法等，而且将全部的经济收支、盈余情况分目细列。关于书报推销情形，更有详细统计：“一来，见某种书在湖南销数若干，便知某种书所及于湖南人的影响；二来，每半年有一次统计，可以比较某种书每年销数的进退。”

　　《湖南通俗报》1920年11月6日、10日、11日，刊有《文化书社第一次营业报告》，公布了从开始营业到10月20日为止的“消耗及营利之情形”，赢利减消耗实余35元。附注说：“办事人临时经理一人、营业员一人、送报二人、煮饭及走杂一人，均未支薪。”

　　将一切业务往来、明细账目彻底公之于世，这样的“商业”机关，在旧社会当然是绝无仅有的。这样的商业“社务报告”实际上也是向社会宣告，这是一些怀着社会主义理想的人经营的事业。

　　根据易礼容的回忆，书社直接管理经费的人，有时没按制度定时清理账目，**必来催促，并亲自协助结算。他来了后，将社内仅有的4张桌子并拢来，大家一起算账，银钱出入如有马虎之处，他必立时表示不满。

　　1927年“马日事变”后，**所一手创办的、帮助一代青年获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文化书社，被国民党反动派捣毁。然而书社的精神和事业，是为后来的革命文化机关所发扬光大了的。

　　在群众文化活动方面，另一件有重大意义的事，是何叔衡接办《湖南通俗报》。1920年9月间，何叔衡被省教育委员会派充通俗教育馆馆长。这个馆原来发行一种四开四版的《湖南通俗报》，是辛亥革命后创刊的，算是政府对民众教育的一种“关心”。内容不过是剪贴大报的消息、文章，刊登一些政府文告之类，发行的份数很少，读者不多。何叔衡邀了他的老朋友谢觉哉和新民学会会员熊瑾玎、周世钊，担任报纸的经理和编辑。周世钊回忆说，**参加了第一次编辑会议，提出办这个报纸的基本方针：“报纸主张什么，反对什么，态度要明朗，不可含糊。通俗报是向一般群众进行教育的武器，文字必须浅显生动、短小精悍，尤其是要根据事实说话，不要专谈空洞的大道理。他这些主张，被参加会议的人全部接受下来，成为这一时期通俗报的工作纲领。隔不上几天，他总要到馆里来一次，随时对编辑工作提出建议性的意见，使编辑质量得以不断提高。”（周世钊：《湘江的怒吼》，载《五四运动在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9月11日，《湖南通俗报》以崭新的面目出版了。报纸的分栏有：《讲演》、《世界新闻》、《国内新闻》、《本省新闻》、《新智识》、《小批评》、《社会调查》、《琐碎话》、《谚语》、《儿歌》、《新字课》等。征稿启事中特别写明，欢迎下列各种投稿：记述本省各地的劳动状况、教育状况、实业状况的文字；记述本省各地的风俗习惯的文字；本省各地的童谣谚语；科学浅说，等等。由此可见，通俗报力图结合湖南的乡土特点，运用群众所喜闻乐见的通俗易懂的形式，向广大群众进行进步的政治和科学的教育。从现在发现的3期（1920年11月6日、10日、11日）的内容来看，它具有鲜明的政治性，文字特别生动活泼而通俗，是真正的“通俗报”。《世界新闻》栏注重劳动问题、殖民地问题和苏俄情况等方面的介绍；国内和本省新闻注重内战消息、自治问题、人民生活和教育问题。《琐碎话》等专栏同北京出版的《新生活》通俗周刊同名各栏内容相近。《谚语》栏也是在旧谚语后面加上批语，发挥新的见解。如“家鸡打起团团转，野鸡打起勃勃飞”，下批：“我们同胞，都要知道这两句话，互相团结，谋自存的方法。”《新字课》一栏也同《新生活》上的字块一样，借字义谈政治，如“雌”字下注：“少数人争‘雌雄’，把小百姓弄得疲癃残疾，这有什么道理？”“迂”字下注：“当这湖南大倡人民制宪的时候，还在那儿高谈‘约法’，未免太迂腐了”。《儿歌》栏中，有旧儿歌，也有新编的。如一首新儿歌的末一句说：“中国如睡狮，睡狮莫长眠，改造全靠新青年。”这样内容新颖的报纸，当然大受读者欢迎。大家觉得通俗报敢于说话，敢于提出别人不敢提出的问题。人们常从报中读到劳工神圣、妇女解放、文学革命、民众联合起来，和反对吃人礼教，反对贪官污吏，反对军阀的文章，特别是《小批评》中署名“觉斋”的杂文，揭露社会上一些丑恶现象和驳斥流行的谬论，话虽不多，却击中要害。如《到底谁是过激派》一文（载11月10日该报）说：“今人称‘过激派’是指俄国的劳农政府，他的办法是要人人做工，才有饭吃；不准哪个多占些，不准哪个吃闲饭；算是最和平的政策，偏偏要喊他‘过激’！中国的军阀，天天持刀杀人，却天天在那里怕过激派。好多不懂世事的乡先生，并不知道‘过激派’是什么一回事，也随声附和的怕起来，我看过激派并不过激，只是怕过激派的太过激了一点咧！”这3期中还刊有《文化书社第一次营业报告》和《文化书社通告好学诸君的启事》。由此可见，**充分利用了这个报纸，作为新的文化、思想传播的重要阵地。这时，他与何叔衡已在长沙开始建党的准备工作，常在通俗教育馆约集新民学会有关同志谈问题，此地也成了革命活动的一个联络中心。

　　通俗报的发行量从此大大增加。有些中小学将它定为学生课外读物，不仅一般市民和工人爱读，连没有看报纸习惯的农村也有订户了。社会上一些顽固的人，则纷纷议论，说通俗报宣传“过激主义”。赵恒惕的左右亲信向赵恒惕发出警告：“何叔衡专听**的主张，尽用些新民学会的人，这些人都是过激派。政府自己办的报纸，专门骂政府，真是岂有此理。”到1921年5月，何叔衡终于被加上“宣传过激主义”的罪名，被赵恒惕政府撤销了馆长的职务。通俗报于是又回复到从前的老样子。

　　驱张之后，湖南的教育界扬眉吐气，呈现出一派新的气象。驱张代表、第一师范教员易培基，被任为湖南教育委员会的委员长（相当于教育厅厅长），并兼一师校长，五四前后是进步的**派人士。在**的影响下，他决心把一师办成一个新型的学校。1920年9月，**被聘为一师附小的主事，并在一师兼教语文和担任一个班的级任。师范毕业即教师范，这在当年是破格之举。易常对人说：“**将来要当平民天子。”（《第一师范史》（1958年油印本“初稿”）。）可见**当时在社会上的威望。直到1921年冬，**没有离开这个社会职业；他同时还被推选为一师校友会的会长。因此，这两三年间，第一师范和附属小学充满了革命朝气，成为湖南革命青年的大本营之一。**充分利用了这个阵地，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团结同志和培养新的革命力量，同时也实践了他的教育主张。

　　关于学校教育，他素来有自己的主张和理想。1919年底，他写过一篇论学校教育的文章发表在《湖南教育》月刊上。文章批判了当时学校教育同社会实际、同生产劳动严重脱节的现象：“学生不熟谙社会内情，社会亦嫌恶学生。”“学生毕业之后，多骛都市而不乐田园。”因而主张学校在教学自习之外，还应当安排一定的生产劳动的时间。他担任主事之后，一师附小设有园艺、畜牧、印刷等实习课目，使学生有机会参加一些生产劳动；还常带学生到工厂、农村参观。在每天举行的朝会上，常对学生讲国家大事，要学生注意社会实际问题。当年的学生还有人记得他讲过这个道理：在我们周围，那些做工夫的人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譬如校门口的皮匠（修鞋的）和小贩，都可以做我们的先生，我们要向他们领教；在作文中，描写他们的种种生活，由此也可以丰富我们的知识。高年级的国语就不用当时的官方教本，而选用时文做教材。小学生也组织自治会，**管理学生的事情，使得孩子们既活泼又愉快。附小的礼堂内，挂了这样一副对联：“世界是我们的，做事要大家来。”这是主事亲笔写的，由学生刻在竹板上。

　　**在一师当学生，主持学友会时，主办过工人夜校。考虑到配合工人运动的开展，这时，他在附小又办了民众夜校。“他的工作极忙，但仍亲自主持夜校的教务工作。并常在课前课后，约学生作个别谈话，了解他们劳动生活各方面的情况，向他们灌输革命思想。不管严寒酷暑，不管雨夜风宵，他从夜校回到附小，常在夜半大家就寝之后。为了使社会失学青年特别是工农子弟得到受教育的机会，他又在高小部办了一个补习班，招收18岁以上的失学青年，以补习国语、算术为主。所选国文教材，多是五四前后的进步文艺作品。这些学生多来自农村，年龄大，对旧社会的种种不合理的事实，了解较多，因而接受新思想、新事物也较快。他们入学不久之后，居然能写出长篇大论的文章，大胆地反对旧礼教、反对官僚军阀和帝国主义。”（《第一师范校史》第47~48页。）他的两个弟弟毛泽民和毛泽覃，这时分别在补习班和附小读书，毛泽民还负责管理全校师生的伙食，组织师生种菜、喂猪，师生同桌共餐，这样不仅改善了伙食，而且有利于师生打成一片，体会劳动生活。

　　第一师范的办学方针，贯彻了五四前后**与科学、反帝反封建的精神。易培基从北京、上海、杭州等地以及省内，聘来十多位进步教员，陈昌也破格任国文教师，熊瑾玎负责学校的总务。**是22班的级任。在教务会议上，他提出3项主张：学生自治会的代表参加教务会议，对于教师、教学改革、生活管理等，都可以提意见；充分发扬学生自治精神，发展学生的个性，不开除一个学生；学校的经济采取公开政策。这3项主张都被学校采纳。学校有印刷部，他自己选择教材，作国文活页文选，如李大钊的《今》、徐特立的《一个留法老学生的自述》、鲁迅的小说，以及《新青年》上的一些文章都被选用，还从《**宣言》上节选了一部分。上课时，**逐段逐句讲解，说明作者的思想流派和时代背景，文中反映了什么问题，从而联系当前中国现实，详加分析；然后由学生提出问题，经过讨论，他再作总结性的解答。“每逢他上课时，学生的座位上都坐双人，教室挤满了，室外走廊站满了。这些人是其他班次的同学，他们有的是那时没有课，有的放弃了本班的课来听他的课。别班的同学们自己备钱，请教务处多印一些**所选印的讲义；没有钱的就向有讲义的同学借阅。”他指导学生作文，不但注意培养学生的写作能力，尤其重视学生通过作文在思想认识上得到提高。他给学生出的第一道作文题是：“试述本地方的风俗习惯”。有一个当年的学生还亲切地记得老师的嘉勉，他一气写了一本，详细描述了家乡的风俗情景，不仅得到一个很长的批语予以鼓励，还被老师叫到房中，殷切地谈了话。有一次，学校的工友跟同学发生争吵，以至打起架来。老师就以这个事件出了一个作文题，让学生各抒己见。有一个学生的作文，认为学生是斯文之人，工人既敢同学生殴打，实属野蛮无理云云。老师在这篇作文后面写了3页评语，详细分析了这个同学的思想认识上的错误，是从剥削阶级立场产生出来的。由此就进行了生动的深刻的阶级教育。学生作文，也常由自己出题，不拘体裁。学生的好作文，他写上评语，批上“传观”，装在教务处公布栏内。

　　**号召学生养成看报的习惯，常把报上重大的时事政治社会问题，详作分析介绍。关于学习的方法，他一方面教学生要有高尚的理想和远大的目标，同时又定要踏踏实实地学，不要以一知半解而自满。根据自己的经验，他说，“读书求知主要靠自己，教员不过是块指路碑，告诉你们向何处去。假使你自己不走的话，就一辈子停在碑跟前。不仅如此，久而久之，教员所指的，你都会忘掉。”他风趣地说，读书求知所得，最为保险，一不怕盗贼，二不怕水火，三不怕人分去。

　　这时的第一师范，颇似五四运动前后的北京大学，是湖南学生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的基地。1920年，易培基接任校长后，对一师进行了一次重大的改革，他把原有的教职员全部更换，几乎一个不留，先后延聘了一班参加过五四运动或受过五四运动熏陶的新人物来校任教，同时废除不合理的管理制度，彻底改革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着重培养**自由的校风和自由讨论、百家争鸣的学风。这样，就使得一师的面貌为之一新，在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方面发挥了更加显著的作用。但是那一批被称为进步的教员，思想状况却是非常庞杂的，几乎各派“新思潮”都可找到它们的代表。沈仲九、匡互生等一些人是信仰无政府主义的；陈启天、余家菊是国家主义派；夏丐尊、田汉、周谷城、舒新城、王鲁彦等鼓励学生学新文艺，写白话文、写新诗；博物教员辛树帜讲进化论，公然进行性教育；还有信仰杜威、罗素的“教育救国论”、“科学救国论”的人；此外如王凤喈、熊梦飞、吴晦华等，则是后来著名的国民党分子。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少数，除**外，只有熊瑾玎和陈昌、李达、李维汉几个人，可是他们对学生的影响特别深。学生组织的学术团体有十多种，如文学团体“飞鸟社”、“爱社”等，美术研究会，史地学会，等等。学生演出话剧《孔雀东南飞》、《夜未央》，揭露封建礼教的吃人罪恶，激发人们的革命斗志，这些话剧还到校外演出。学生办刊物，用壁报做争论园地。学生自治会常请校外革命人士来校讲演，如恽代英、邓中夏、李六如等都被邀请过。1921年，第20班开始招收女生。男女同校，在讲旧礼教的人看来，简直如毒蛇猛兽之可怕，当时传为奇事。但不久也有别的学校效法了。

　　由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逐渐深入，文化书社的革命书刊及时送到学校中来，特别是有**的直接领导，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校内始终占压倒优势。学生中最大的社团是“崇新学社”，达100多人，负责人萧述凡是22班的学生，**很注意因材施教，常找萧到住处谈话，进行个别辅导。学生中还有郭亮、夏曦，早已参加新民学会。学社中许多人都订了《向导》、《新青年》等刊物，《**宣言》、《社会主义史》等书争相传阅。他们通过读书会、讨论、讲演等方式，宣传马克思主义，积极参加校内外的社会政治活动。当时学校校舍中曾划分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三个区域，可见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学校影响之大。（关于第一师范和一师附小的这一部分，材料多引自《第一师范校史》。引号中的则见萧三著：《**同志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1954年印出未发行的版本）第6章第28节“他同时是一个杰出的教育家”。）

　　从7月初回到长沙后，**进行广泛的活动，工作极其繁忙。11月26日写给罗学瓒的信中（见《**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7月版。）谈到脑力劳动应有所间休时，说他“常常接连三四点钟不休息，甚或夜以继日，并非乐此不疲，实是疲而不舍”。深觉应当“养成工读并行的习惯，至少也要养成读书和游戏并行的习惯。我的生活实在太劳了，怀中先生在时，曾屡劝我要节劳，要多休息，但我总不能信他的话”。为了暂时调剂一下在长沙过度紧张的生活，同时急于亲自了解安源工人的生活状况，我们从这封信中知道，在11月的中、下旬，他曾到萍乡去了一周左右。信中是这样说的：“现在我决定在城市住两个月，必要到乡村住一个星期，这次便是因休息到萍乡，以后拟每两个月出游一次。”当然，这种结合工作而调剂生活的计划，后来不一定这样按原来想法办到，但由此可以证实，**爱好游历的习惯，从来是为了工作而作必要的社会调查相结合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