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大计，教育为本

　　◎男儿窗前六经读

　　科举制度实在是中国封建统治结构中一个极高明的部位，它如此具有广泛的吸引力，又如此精巧地把社会竞争欲挑逗起来，纳入封建政治机制。时间一长，它也就塑造了一种独特的科举人格，在中国文人心底代代遗传。

　　——《狼山脚下》

　　自古以来，中国就非常重视人才的选拔，而选拔人才的方法不外乎两类：一为推荐，二为考试。考试可以说是中国人的一项伟大发明，在世界史上占有特别的地位，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可以同中国的四大发明相媲美。作为考试制度的发源地，中国拥有悠久的考试历史。

　　传说，尧舜禹时代，就有“四岳会议”、举荐、公举、查核、考绩、考察、试用等选举形式，这给后世统治者选择人才、考核人才提供了有益的启示。考试制度的最早渊源可以追溯到夏商周时期。1910年出版的《大英百科全书》第11版“考试”条说：“在历史上，最早的考试制度是中国用考试来选拔行政官员的制度（据公元前1115年的记载），以及对已进入仕途的官员的定期考核（据公元前2200年的记载）。”当人们需要测度、甄别人的知识和才能的差异以“选贤与能”的时候，考试便应运而生了。

　　考试一词由“考”与“试”二字组成，《尚书》中有“试可乃已”、“试不可用”、“敷奏以言，明试以功”、“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等记载。《大英百科全书》的说法是根据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西方学者有关科举的论著而来，而这些论著的说法又是根据《尚书》的记载而来。

　　“考”与“试”是两个意思相近的概念，都有“考查”、“检测”、“考核”等多重含义。是西汉的董仲舒创造了“考试”一词，首次将“考”与“试”二字连用。董仲舒《春秋繁露》中的《考功名篇》说：“考试之法，大者缓，小者急；贵者舒，而贱者促。诸侯月试其国，州伯时试其部，四试而一考。天子岁天下，三试而一考。前后三考而黜陟，命之曰计。”由此可见，最初“考”字更侧重于考核政绩的含义，“试”字更侧重于测度优劣的含义。当“考”与“试”合为一个词之后，其内涵逐渐演变为特指考查知识或技能的方法和制度。

　　其实，中国古代考试作为一种选拔人才、任用官吏的方法，其历史源远流长。春秋之前，出于世官和选举；汉代推行察举和征辟；曹魏时实行九品中正制，不过这些都不算是真正的考试制度。

　　就严格意义上说，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考试制度——科举制，以隋朝元年（公元605年）由“进士科”取代“察举科”为标志。科举是中国古代读书人所参加的选拔人才的考试。它是历代封建王朝通过考试任用官吏的一种制度。因为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做科举。科举考试是我国历史上一种极为重要的选拔官员制度，其雏形出现于两千多年前的汉朝，正式形成于隋而确立于唐，完备于宋，一直延续至元、明、清，直到1905年清末废科举、兴学堂才消失，前后在中国经历了一千三百多年。

　　《荀子.大略》中说：“学者非必仕，而仕者必如学”，这还是科举制未实行之前的春秋战国时期荀子的看法，待到科举制实行后，天下读书人的聪明才智就都被吸引到读书做官的道路上去。在一千三百多年的漫长时日中，只求学而不入仕者则是少之又少，每逢开科取士，读书人定会趋之若鹜。余秋雨先生说：“科举以诗赋文章做试题，并不是测试应试者的特殊文学天才，而是测试他们的一般文化素养。测试的目的不是寻找诗人，而是寻找官吏。其意义首先不在文学史而在政治史。中国居然有那么长时间以文化素养来决定官吏，今天想来都不无温暖。”

　　科举制度作为选拔人才的主要手段，有严格的程序、规定的内容和较为科学的方法，是一种规范了的制度化的考试制度。它崇尚公平竞争。在考试内容上，明确规定将儒学经典作为依据；在考试方法上，有诸如“锁院”、“弥封”、“誊录”等防弊制度；在制度上严防特权侵入，定有考试法规和严厉的惩罚制度，从法律上保证了科举考试的正常进行。

　　正是因为科举制度具有以上所说的这些特点，有利于稳固封建统治，所以，历来被视为抡才大典，受到隋唐之后历代封建王朝的重视。它的影响既广且远，不仅在我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还远播海外。日本曾在公元8到10世纪一度仿行过科举，越南也曾长期实行过科举制度；16世纪，中国的科考制度传至西方，19世纪，英国建立了文官考试制度。20世纪以来，考试随着社会的发展而被广泛应用。科举制对东亚国家和世界文明进程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孙中山先生曾指出：“现在各国的考试制度，差不多都是学英国的。穷流溯源，英国的考试制度，原来还是从我们中国学过去的。所以，中国的考试制度，就是世界上最古最好的制度。”科举并不是一个单纯的考试制度，它其实一直发挥着无形的统合功能，将文化、经济、社会诸领域和政治权力的结构紧密地联系起来，构成一个多面互动的整体。科举对儒家经典的传播、中华民族的融合、祖国的统一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在中国历史上的各项制度中，科举制绝对是历时最久，变化最小却又影响最大的一项。在科举制度实行的历史时期，除皇帝、贵族等极少数的世袭者之外，从中央到地方的绝大多数官员都是经过科举制度选拔的。如科举选拔了从王安石、包拯到海瑞、张居正这样的政治家；从白居易、柳宗元、刘禹锡到欧阳修、苏东坡这样的文学家；从韩愈、朱熹到蔡元培、黄炎培这样的教育家；甚至还有沈括、宋应星、徐光启这样的古代科学家；连清末激烈批判科举制度的康有为、梁启超、张之洞、严复等人也是出身于科举。

　　科举考试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公平竞争、择优录用的原则，但同时，它也成为了套在广大读书人脖子上的一具枷锁，既禁锢了思想，又摧残了人才，读死书、死读书的现象屡见不鲜，这种现象在清朝后期尤为突出。因为民族危机日益严重，西方文化猛烈冲击，再加上其自身固有的弊端，科举制作为一种考试制度，越发显得不合时宜，而且成为了社会进步和思想文化教育发展的障碍。鲁迅曾经感叹说中国的改革太难，即使是搬张桌子改个炉子几乎也要流血，不是大鞭子打来，中国自己是不肯动的。所以，科举制终于在1905年被宣布废止。

　　虽然科举制度已经不复存在，但其中的一些合理的因素还是被人们保留承袭下来了。它所体现的很多有价值的观念具有恒久的生命力，特别是公平竞争、唯才是举、广泛参与的思想，不但在封建社会具有进步意义，并且还超越时空，超越社会发展阶段，成为人类共同的基本理念。当然，作为中国教育制度中一项比较重要的考试制度，科举制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正如余秋雨先生在《千年一叹》里所说，“许多文明的捍卫者往往成为这种文明的葬送者。”一味保守传统的做法只会让文明失掉了它的土壤而无法再生活下去。经历了一千年以上的长时期发展，科举制既有改革，也有演变，积聚了不知多少人的聪明才智，它能在历史进程中占有一席之地，绝不是偶然的。直到晚清，西方人还采用科举制度来弥缝他们政党选举中的缺陷，而我们却对拥有着上千年根柢的考试制度嗤之以鼻，不再重视。这是历史留给我们最为珍贵的遗产，也是对世界思想文化作出的巨大贡献。

　　◎落红化泥更护花

　　他们在专业教育上的最后一课都有案可查，而在人生课程上，最后一课一定也会推延到弥留之际，可惜那时他们找不到学生了，缥缈的教室里空无一人，最重要的话语还没有吐出，就听到了下课铃声。

　　——《终身的教师》

　　教育，是一个国家文明的基础。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1977年，**在“教育优先发展思想”中指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我们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我想从科技和教育着手。”1985年《**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依靠教育。”1987年，党的十三大进一步提出“百年大计，教育为本”。

　　教育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始终与人类社会相伴随，人类起源时，便有了人类的教育。古代中国，我们的祖先很早便知道教育的重要，视教育为民族生存的命脉。所以远在四五千年以前就出现了有组织的教育活动。《周易.序卦传》说：“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物生必蒙，故授之以蒙。”万物生成之后处于蒙昧阶段，接下来的工作就是用已有的知识和经验启发他、教育他。这充分反映了殷商先民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当时中国的教育已有相当的积累，知识规模大体具备，为学校教育的蓬勃发展创造了条件。西周时期就已逐渐形成了一个以“礼、乐、射、御、书、数”为主体的“六艺”教育体制。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中华文明基本成熟，中国教育迈入了“古典”时代，私学与专门从事教育工作的教师群体由此产生，并诞生了一大批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教育家，而各家学派的教育思想更是竞相争辉。

　　孔子极为重视教育，认为教育对一个国家来说，甚至比刑律、政令等更加重要和有效，提出了“庶、副、教”的理论；认为在人的成长和发展中，教育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一生致力于通过教育来培养士、君子和成人，就是可以“修己以安人”的治术人才。他最早讨论了人性问题，认为人的先天素质是接近的，个性差异则是后天教育和习染的不同而造成的，强调“性相近，习相远”。其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是以“礼”和“仁”为核心，以“孝悌”为基础的忠恕之道，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克己复礼。因此他在教育内容上非常重视伦理道德教育。“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和“行有余力，则以学文”，都说明了这一点。同时他也肯定了教育的决定作用。在教育对象上，他提出“有教无类”，即不分贵族与贫民，也不分种族，主张扩大教育对象。孔子创办的私学，规模最大，影响也最深远。他的教育思想极为丰富，孔门弟子辑录的《论语》一书，是后人研究其教育思想的主要参考资料。他所使用的教材，即是他整理过的“六书”，包括《诗》《书》《礼》《乐》《易》《春秋》。

　　除孔子外，《管子.权修》有云：“终身之计，莫如树人。”《学记》则说：“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孟子则更加重视教育，认为教育是区分人和动物的重要标志，他在《孟子.滕文公上》中说：“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教育是传递社会文化的重要工具。人类把自己的经验系统化、理论化、社会化，并积淀成特定时期的文化，代代相传，为后代进一步发展新经验、开拓新知识领域打下基础，从而使文化越来越丰富。人类意识到这是社会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所以自觉地把传递这些经验作为自己的使命。

　　著名作家柏杨对于教育也有自己的见解，他认为：“社会上每一种正当的行业都是神圣的，不分轩轾，没有等级。巷口那个擦皮鞋的朋友，跟坐在大办公桌后面肚子鼓鼓焉的家伙，有同等的地位。但教育这个行业却更神圣，因为教育培养出来的国民素质，决定一个国家民族的盛衰败亡。”“人才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教育出来的。”“我们绝对不认为教育是万能的，但我们认为教育是最重要的，非常非常最最重要的。没有教育，就没有人才；没有人才，就啥都没有。”

　　知识为人类开辟了了解世界、通往宇宙的道路，而教师则带领我们开启了知识的大门。我国有着悠久的尊师重道的美德，古代就有“人有三尊，君、父、师”的说法。《吕氏春秋.尊师》云：“生则谨养，死则敬祭，此尊师之道也。”古人席地而坐，以西边为尊，故尊称家庭教师为“西席”或“西宾”。《师说》中有：“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强调师道尊严，给予老师很高的地位。重视教育必须尊重教师，尊师本身就是重教，而重教必须尊师。另一方面，尊师也是为了尊道，师严是为了道严，师道尊严的目的是使学生敬学而有为，也就是程颐所说：“致敬尽礼而后往之，非欲自为尊大，盖其尊德乐道不如是，不足于有为也。”人的发展成才离不开教师。一个没有教师、没有知识的社会，只是一片贫瘠的荒漠。

　　张謇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实业家，值得一提的是他还是近代中国师范教育的首创者。“国之有师范学校，自光绪二十八年始，民间之自立师范学校自通州（今江苏南通市）始。”这是张謇在创办中国首所师范学校——通州师范学校后向世界发出的豪言壮语。在举办实业的过程中，张謇深深感受到教育的重要性，认为“人才是立国之本，而人才出自教育”，这是古今中外永恒的真理。在各项教育事业中，张謇最为注重师范教育，他从爱国主义角度明确提出：“欲雪其耻（国耻）而不讲求学问则无资，欲求学问而不求普及国民之教育则无与，欲教育普及国民而不求师则无导，故立学校须从小学始，尤须从师范始。”他将师范教育视为一切教育之母，认为只有师范教育得到发展，专科以上的高等教育才能有其基础。

　　还在学堂读书时，就写下了“我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作出一些贡献来”这样的座右铭的陶行知，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因为他一直生活在中国社会的底层，所以从童年时代起就深切地感受到民间的疾苦。他特别关注中国农村，立志为改变中国贫困落后的面貌和广大中国农民惨遭剥削和压迫的悲惨处境而奋斗。他一生推行平民教育，反对“沿袭陈法，异型他国”。陶行知的老师杜威提出“生活教育”这一概念，而陶行知把它翻了半个筋斗改成“生活即教育”。陶行知主张生活就是教育，反对教育即生活。他说“生活即教育，是把一个鸟放在林子里；教育即生活是把鸟放在笼子里”。“生活即教育”是从书本的到人生的。

　　陶行知“学高为师，身正为范”这句名言在教育界流传甚广，甚至是成为了衡量教师的准绳。教师作为传道授业解惑的主体，必须要具备扎实的专业功底、较为渊博的知识和深厚的文化内涵。只有这样，才有指导学生的能力。但是“教师”一词有两重含义，“既指一种社会角色，又指这一角色的承担者”。陶行知说“先生不应该专教书，他的责任是教人做人；学生不应该专读书，他的责任是学习人生之道”。为人师表，意味着的不仅仅是传授知识、传承文明，更重要的是要育人，要道德高尚。“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作为教师势必要身正。只有每个教师，不断完善自身，树立高尚的品格，才能有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文明的使者的美誉。

　　师与德就像是需要默契配合的双刀，只有挥洒自如，相辅相成才会发挥出超强的威力，否则就像是没有箭的弓，毫无作用，甚至是一败涂地。陶行知说过，教师的服务精神是教育的命脉，金钱主义最足以破坏教师职业的尊贵。因此，作为教师要爱学生，要对每一个学生都倾注深厚的爱。这种爱，是无私的、是高尚的、是无微不至的、是不由自主的，它不是裹着“负责”精神的暴力型的，或是“爱你没商量”的保姆型的……只有拥有一颗爱学生的心，我们的教育事业才会永不言败。

　　“两千年前的孔仲尼，两千年后的陶行知。”（郭沫若语）陶行知怀揣着“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赤子之忱，为我国的教育事业、为中国的民族解放和**斗争事业鞠躬尽瘁，奉献一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

　　教育是百年大计，关系民族的前途命运。它就像是一缕阳光，受教育者就是在沐浴着这缕阳光时，被唤醒了灵魂，而在这个唤醒的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的就是教师。教师，为人师表，是一本最直观的教科书，无论是在教育史上，还是在人类发展史中，都是一种无法抹杀的教育力量，对人类的进化、历史的发展和文化的传承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郁达夫在纪念鲁迅时说过：“一个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是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尊敬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教师本来只是一种职业，但因为这个职业的工作对象十分特殊，所以就演变成了一种特殊且神圣的事业，注定了每一位从教者的庄严使命——传承文化的火种。教师的工作平凡而伟大，教师的使命光荣而艰巨，教师的责任任重而道远……